蘇良雄
《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》在“關于文化自信”篇章中，將“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”的禮樂文明列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第一要素。著名學者易中天在武漢大學130周年校慶演講時以標題指出：“中華文明的特質是禮樂。”由此可見，“禮樂”在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圖譜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。
如果說山東曲阜是儒家禮樂當仁不讓的正統主脈，那么隨州則是中華禮樂文明的源頭之一與重要傳承地——這里誕生的炎帝神農開啟了農耕文明的曙光，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奏響了禮樂史詩的強音，隋唐時期的治理實踐進一步豐富了禮樂內涵——堪稱“中華禮樂特區”。
一、地理區位：禮樂之地
隨州地處中國地理的“天元之地”：南北分界、東西分界坐標系原點區域，外有秦巴山脈與大別山脈環繞，內有桐柏山脈與大洪山脈環抱，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在此交匯，江漢盆地與南陽盆地在此交通，自古風調雨順，物產豐饒。雕龍碑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稻作遺跡，印證了“神農嘗百草，制耒耜”的傳說，揭示了農耕文明在此萌芽的自然條件。
這一地理優勢不僅孕育了神農部族，更推動了文化的交融。隨棗走廊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顯示，此地是中原與荊楚文化交匯的樞紐。戰國時期，隨州作為曾國都城，以“漢東之國隨為大”（《左傳·桓公六年》）的記載，成為周王室鎮守南方的戰略支點。其地理位置不僅保障了農耕文明的穩定發展，還通過“金道錫行”的青銅貿易網絡，為禮樂文明提供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支撐。
二、神農部族：禮樂之源
農耕文明對“和”的追求催生了早期的禮樂秩序。《路史·后紀三》記載，神農氏“削桐為琴，繩絲為弦”，淅河西花園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塤與骨笛，其音階已具備五聲調式雛形，成為先民“以樂通神”的實證。神農八大功績中，“日中為市”的貿易制度與“刑政不用而治”的社會實踐，均以禮樂為紐帶。《白虎通義·號》稱：“神農因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制耒耜，教民農作。”這種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奠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哲學根基。
禮樂的誕生源于農耕社會對協作與秩序的需求。穩定的聚落生活催生了規范人際關系的準則，音樂與儀式成為凝聚群體的核心手段。神農氏通過“琴瑟和鳴”的實踐，將自然時序（如春耕祈雨、秋收酬神）轉化為社會儀式，使禮樂成為維系部落和諧的精神紐帶。考古發現的樂器不僅是音樂的載體，更是先民對宇宙秩序認知的物化表達，印證了禮樂文明在此萌芽的歷史必然性。
三、曾侯編鐘：禮樂之盛
1978年，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青銅編鐘震驚世界。這套編鐘總重2567公斤，音域橫跨五個八度，十二律俱全，可旋宮轉調演奏現代樂曲。銘文記載，曾侯乙“用鎮南土”，以編鐘踐行周王室“以樂化夷”的國策。考古學家譚維四指出，曾隨古國在楚文化包圍中堅守周禮正統，其“一鐘雙音”技術暗合“禮別異，樂和同”的哲學（《曾侯乙墓發掘報告》）。
編鐘的禮樂功能遠超音樂本身。青銅錯金銘文記錄的樂律體系與《周禮·春官》所述“六律六呂”契合，印證了周代諸侯的“軒懸”制度。曾侯乙墓中配套的編磬、禮器與樂舞場景，完整再現了先秦禮樂儀典的宏大場面。據湖北省博物館統計，曾國貴族墓地共出土編鐘超百件，表明曾國對禮樂制度的系統性傳承。這種以禮樂代征伐的政治智慧，使隨州成為先秦禮樂文明的實證高地。
四、隋唐治理：禮樂之延
隋文帝楊堅任隨州刺史時，以“修明堂，定禮樂，民知廉恥，獄訟衰息”（《隋書·高祖紀》）為治理綱領，憑均田輕賦穩定民生，以禮樂重塑道德秩序。稱帝后，設禮部統攝儀典，修訂《開皇律》推動“禮法合一”，為科舉制奠定基礎。唐代隨州籍宰相劉洎提出“禮樂者，治平之膏粱”，強調禮樂為治國精粹，與隋制一脈相承。隨州作為龍興之地，其經驗通過科舉推向全國，以禮樂經典取士，打破門閥壟斷，使禮樂治理從地方實踐升為國家制度。
春秋時期，隨國賢臣季梁提出“夫民，神之主也”（《左傳·桓公六年》），其民本觀早于儒家近兩百年，成為儒學源頭。唐代《大唐開元禮》系統化五禮制度，將民本精神融入禮法，形成社會行為規范。大洪山慈恩寺出土文物印證雅樂與佛教梵唄的融合，凸顯禮樂在宗教與世俗的滲透。隨州既是隋唐禮樂制度的實踐源頭，又是文化融合的縮影，為盛唐“禮法合一”治理模式提供思想與制度根基。
五、新的時代：禮樂之城
新時代的隨州正以“禮樂之城”為綱，將文明積淀轉化為發展動能。博物館精彩上演編鐘樂舞，擂鼓墩遺址公園將打造華夏禮樂博物館，草甸子街歷史文化街區的“國風集體婚禮”與禮樂主題漢東樓相映生輝，“禮樂之城，文明隨行”引領文明創建工作，禮樂文化藝術周在市民中引發廣泛關注，炎帝故里景區年接待游客超300萬人次，2024年尋根節吸引眾多華人華僑代表觀禮。
據隨州市統計局數據，2024年GDP達1442億元，文旅產業連續五年增速超12%，香菇出口額突破60億元，專用汽車產量占全國15%。依托大洪山、炎帝故里等五大度假區，隨州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，2024年接待旅游人數近3000萬人次,旅游收入近200億。這座兼具歷史底蘊與現代活力的城市，正以禮樂書寫“何以中國”的答卷。
從神農制琴到曾侯鑄鐘，從隋文治郡到今日新城，隨州始終是中華禮樂文明的“活態基因庫”，是當之無愧的“中華禮樂特區”。當編鐘樂舞在聯合國奏響《和平頌》，當隨州文旅與隨州專汽、隨州香菇形成并駕齊驅的產業格局，我們見證的不僅是歷史的復活，更是文化自信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湖北支點建設要地、中國式現代化樣本。
（作者系湖北知名文化策劃人，策想院院長、江漢大學非遺中心研究員）
